女儿四岁的时候老跟我去小区的运动场玩,她不怎么喜欢球类运动,那时候也不会跳绳,爱去纯粹是因为有个八岁的小男孩总出现在那——大人们组队缺人的时候就喊上他,不缺人他就自己练,足球篮球都练。我为了自己能多玩会儿,就让女儿跟着那个八岁的男孩玩,于是女儿很快就懂了什么叫抽射、倒钩、三分、上篮。两人玩得欢快,有时候成人的球局都散了,他俩还不愿回家。我等在一旁忍不住想:这么一直玩下去,十五年后,会玩出感情吗;再过十五年,会像很多感情出现问题的中年夫妻一样吗?一个是孩子,一个是球友,到时候我会站在谁的那头?……越想越像小说了。

年初,《青年文学》约一篇有体育元素的小说,恰逢中国女足勇夺亚洲杯冠军,于是有了《配合》这篇小说。它并不是我当初在球场上畅想的那个故事,但如果当初没那么想过,也不会是现在这样。

小说里写到了足球。没想到自己过了四十岁,还会像三十年前那般热爱踢球。我生活在北京,参加了一个主要由作家、编剧作为构成的足球队,平时每周末都会有一场球,夏天则是一周双赛。作家不用周一到周五去上班,我近十年却每周末都去球场报到打卡,把球队当成工作单位——如果能给上“五险一金”就完美无缺了。小说写到的一些场面,也是球队里发生的,我被当事人感染甚至教育到。以球会友是这支球队的喜好,虽然负多胜少,仍希望这篇小说能促成与更多兄弟球队(或姐妹球队)切磋学习的机会。

在刚刚过去的四月,我第一次完整读了加缪的《鼠疫》,书中人物展开了关于足球的谈话,里面甚至安排了一名足球运动员,后来那座城市的足球场变成了隔离医院。文学、足球、生存,对加缪来说,是一套哲学。对我,则是力争每周一场球,每月一万字小说,每年顺利老一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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